支付能力原则（ability-to-pay principle） 认为应该根据一个人可以承担的负担来对这个人征税的思想。
绝对优势（absolute advantage） 比另外的生产者更少的投入生产某种物品的能力，一个公司的巨大成功一定要尤其绝对优势，或者核心竞争力，以构建壁垒。譬如华为当年以比竞争对手低数倍的价格将思科等公司挤出市场。中国大多数出口企业做的的原因也是全球当中其成本最低。
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 市场交易的一方如果能够利用多于另一方的信息使自己受益而对方受损时，信息劣势的一方便难以顺利地做出买卖决策，于是价格便随之扭曲，并失去了平衡供求、促成交易的作用，进而导致市场效率的降低。
阿克洛夫通过对美国旧车市场的分析于1970年发表了文章《“柠檬”市场：品质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得出了“柠檬”原理(“柠檬”来源于美国口语对“缺陷车”、“二手车”的经验称呼)，并且开创了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理论。在旧车市场上，既定的卖者和关心旧车质量的买者之间存在着信息的非对称性，卖者知道车的真实质量，买者不知道，在他不能确知所购车辆的内在质量的前提下，他愿意接受的价格只能是所有旧车价值按概率加权计算的一个平均值，因而只愿意根据平均值来支付价格，但这样一来，质量高于平均值水平的卖者就会退出交易，只有质量低的进入市场。也就是说只有低质量旧汽车出售，而没有高质量的旧汽车交易，结果是低质量旧汽车将高质量旧汽车挤出交易市场。由此，阿克洛夫解释了为什么即使是只使用过一次的“新”汽车，在柠檬市场上也难以卖到好价钱——它是“逆向选择”的必然结果，即由于消费者所处的信息劣势而被迫做出的反向选择。这一过程不断持续，最后市场上只剩下损坏最严重的旧车，所有好一点的旧车都会从市场上消失。于是，市场上只剩下了劣质商品——“柠檬”。
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bility theorem） 在某些假设条件下，没有一种方案能把个人偏好加总玮一组正确的社会偏好。
阿罗不可能定理说明，依靠简单多数的投票原则，要在各种个人偏好中选择出一个共同一致的顺序，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合理的公共产品决定只能来自于一个可以胜任的公共权利机关，要想借助于投票过程来达到协调一致的集体选择结果，一般是不可能的。
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 就业和生产等经济活动的波动。经济周期一般是指经济活动沿着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所经历的有规律的扩张和收缩。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的波动，是国民收入或总体经济活动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或周期性波动变化。
过去把它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表现在图形上叫衰退、谷底、扩张和顶峰更为形象，也是现在普遍使用的名称。
我们的工作和投资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可以抓住繁荣或复苏而躲避衰退和萧条。
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 认为如果私人各方可以无成本的就资源配置进行协商，那么，他们就可以自己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一个命题。由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提出的一种观点，认为在某些条件下，经济的外部性或曰非效率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谈判而得到纠正，从而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科斯本人从未将定理写成文字，而其他人如果试图将科斯定理写成文字，则无法避免表达偏差。关于科斯定理，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
科斯定理的两个前提条件：明确产权和交易成本 钢铁厂生产钢，自己付出的代价是铁矿石、煤炭、劳动等，但这些只是“私人成本”；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污水、废气、废渣，则是社会付出的代价。如果仅计算私人成本，生产钢铁也许是合算的，但如果从社会的角度看，可能就不合算了。于是，经济学家提出要通过征税解决这个问题，即政府出面干预，赋税使得成本高了，生产量自然会小些。但是，恰当地规定税率和有效地征税，也要花费许多成本。于是，科斯提出：政府只要明确产权就可以了。如果把产权“判给”河边居民，钢铁厂不给居民们赔偿费就别想在此设厂开工；若付出了赔偿费，成本高了，产量就会减少。如果把产权界定到钢铁厂，如果居民认为付给钢铁厂一些“赎金”可以使其减少污染，由此换来健康上的好处大于那些赎金的价值，他们就会用“收买”的办法“利诱”厂方减少生产从而减少污染。当厂家多生产钢铁的赢利与少生产钢铁但接受“赎买”的收益相等时，它就会减少生产。从理论上说，无论是厂方赔偿，还是居民赎买，最后达成交易时的钢产量和污染排放量会是相同的。但是，产权归属不同，在收入分配上当然是不同的：谁得到了产权，谁可以从中获益，而另一方则必须支付费用来“收买”对方。总之，无论财富分配如何不同，公平与否，只要划分得清楚，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是相同的——都会生产那么多钢铁、排放那么多污染，而用不着政府从中“插一杠子”。那么政府做什么呢?明确产权，并且有效地保护产权。
科斯定理表明，市场的真谛不是价格，而是产权。
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 一个生产者以低于另一个生产者的机会成本生产一种物品的行为。贸易的好处则是基于比较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贸易可以使得每个人的状况变得更好，因为它使得人们可以专门从事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活动。
说到比较优势，不能不提和它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绝对优势（Absolute advantage）。后者很好理解。你比我会理财，你在理财方面对我有绝对优势。中国的彩电制造技术比越南强，中国在彩电制造上对越南有绝对优势。绝对优势和劣势是不是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关系或者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呢？乍一看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你比我会理财，在我们这两个人团队中当然是你来理财。中国比越南会生产彩电，当然是中国向越南出口彩电。但仔细一想，这个推理不能成立。你理财比我强1分，但你推销产品比我强2分，那在我俩这个团队中谁来理财，谁来营销？答案是：为了团队的总体利益，你只能忍痛割爱，将账本留给我。你是比我会理财，但你在推销产品上能力更强。将帐本给我能够为你腾出时间去搞营销。在我们这个团队中，你的比较优势是营销，而我的比较优势是理财。我们的分工合作关系是建立在比较优势之上，而不是绝对优势之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尽管你什么都比我行，但你不能什么都自己做。当然你可以选择什么都自己做，但那样你得到的收益会少于和我合作你所得的份额。同样道理，尽管中国在彩电生产上对越南有绝对优势，但在电脑生产上的绝对优势更大。因而中越贸易中会是中国向越南出口电脑，越南向中国出口彩电①。两国的贸易关系是建立在比较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的基础上。比较优势这个概念告诉我们，对一个各方面都强大的国家或个人，聪明的做法不是仰仗强势，四面出击，处处逞能或事必躬亲，而是将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用在自己最擅长的地方。反之，一个各方面都处于弱势的国家或个人也不必自怨自艾，抱怨自己的先天不足。要知道，“强者”的资源也是有限的。为了它自身的利益，“强者”必定留出地盘给“弱者”。比较优势理论的精髓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
总之，正是各生产单位对资源的占有、分配和利用等情况的差别，造成了比较优势的产生。而比较优势的差别直接导致了生产物品的专业化（即所谓“社会分工”）和贸易的产生。这种专业化的结果是，当每个人都能够专门地从事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时，生产就会变得更加有效率，从而整个社会可创造物质财富总量与其整体经济福利便会有所增加。专业化所带来的总产量增量，就是贸易的好处。那么，贸易的进行，也就由此变得顺理成章。同时，更多可分享的总产量本身，同样促进着专业化决策的发展。
康多塞悖论（Condorect paradox） 多数原则没有产生可传递的社会偏好。传递性是对偏好排序的一个要求：如果A优于B，B优于C，那A应该优于C。民主偏好并不总具有传递性，投票顺序会影响结果，多数投票通过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社会真正想要什么结果。
规模优势不变（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 长期平均总成本在产量变动时保持不变的特性。
规模收益递增的趋势不可能是无限的，当生产达到一定规模之后，上述促使规模收益递增的因素会逐渐不再起作用。例如，工人分工如果过窄，就会导致工人工作单调，影响工人的积极性。设备生产率的提高，最终也要受当前技术水平的限制。所以，通常工厂总会有一个最优规模。对公司来说，当工厂达到最优规模时，再扩大生产，它就采用建若干个规模基本相同的工厂的办法。这时，规模收益基本处于不变阶段。这个阶段往往可以经历相当长一个时期，但最终它要进入规模收益递减阶段。
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s） 买者愿意为一种物品支付的量减去其为此实际支付的量。指消费者在购买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时愿意支付的最高总价格和实际支付的总价格之间的差额。消费者剩余衡量了买者自己感觉到所获得的额外利益。
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 市场扭曲引起的总剩余减少。又为福利净损失(welfare loss)，是指由于市场未处于最优运行状态而引起的社会成本, 也就是当偏离竞争均衡时， 所损失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社会净损失是由于垄断、关税、配额、税收或其他扭曲等因素引起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得不到的那部分，使资源得不到最佳限度的分配。例如，当垄断企业抬高价格时，消费者将减少消费，这样将导致减少的数量中本来可以实现的消费者剩余都流向了社会，这种社会性损失，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净损失。
边际产量递减（ diminishing marginal product） 一种投入的边际产量随着投入量增加而减少的特征。规模不经济（diseconomies of scale） 长期平均总成本随产量增加而增加的特性。随着企业生产规模扩大，而边际效益却渐渐下降，甚至跌破零、成为负值。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内部结构因规模扩大而更趋复杂，这种复杂性会消耗内部资源，而此耗损使规模扩大本应带来的好处相互消减，也有可能是官僚主义增长，或者创新壁垒增加，因此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的现象。
弹性（elasticity） 衡量需求量或供给量对其某种决定因素的反应程度的指标。
均衡（equilibrium） 市场价格达到使供给量与需求量相等的水平时的状态。
排他性（excludabilty） 一种物品具有的可以阻止一个人使用该物品的特性。
外部性（externality） 一个人的行为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又称为溢出效应、外部影响、外差效应或外部效应、外部经济，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使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受损或受益的情况。经济外部性是经济主体（包括厂商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即社会成员（包括组织和个人）从事经济活动时其成本与后果不完全由该行为人承担。分为正外部性 (positive externality) 和负外部性 (negative externality)。正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负外部性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
搭便车者（free rider） 得到一种物品的利益但避开为此付费的人。
博弈论（game theory） 研究策略状态下人们怎么行动。
吉芬物品（Giffen good） 价格上升引起需求量增加的物品。
例如，消费者需要购买肉和土豆。此时土豆价格上升，人们相对变穷了。然而，由于土豆是人们必需的食物，并且它相对肉来说是低档品，因此土豆的价格上升会产生很强的收入效应，而人们对于生活水平下降的反映是削减奢侈品——肉，从而更多的购买土豆这种主食。因此，可以认为土豆的价格上升实际引起了土豆需求量的增加。